小商販VS城管：誰都有苦衷上海、重慶、南京、鄭州、石家莊……一份份路邊攤解禁的地方性文件，引發了一場涉及數百萬人口謀生方式及治理方式的大變革。大城市收留得下“地攤經濟”嗎?報道在全國各地，沿街叫賣的小商販和城管這對“天生冤家”已經“鬥智鬥勇”了幾十年，從“貓捉老鼠”到暴力對抗，一幕幕市井短劇，在人們習以為常的眼光中不中斷上演。“兩會”前夕，上海一份《城市設攤導則》提出的“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點”的地方政策，被以為是徹底化解這對“冤家”矛盾的舉措。此後，重慶、南京等城市紛紛效仿解禁馬路攤點；一些人大代表也在“兩會”上提出議案，建議地方政府給遵法小販公道解禁，以保障公民基本謀生權利；鄭州、石家莊等城市最近也傳出消息，醞釀解禁……一場牽涉到數百萬城市邊沿群體生計的變革，正在來臨。小商販VS城管：誰都有苦衷3月12日中午，北京昌平區北京腕表廠的門口，幾個小販排成一排賣著盒飯，這是他們天天的生意。腕表廠職工小劉像往常一樣花4塊錢買了個盒飯。“天天我都會來買盒飯，我的很多同事也來。”小劉對《中國經濟周刊》說。他說，四周的飯館要麽太貴，要麽太小，根本沒法滿足需求，買個盒飯即方便又便宜。攤主老王是來自河南的一位農民，他一邊麻利為顧客盛著盒飯，一邊機警地向四周掃視。“這是我們‘馬路遊擊隊’的職業病，被城管給抓怕了。”老王憨厚的笑著說。老王今年38歲，三年前來到北京，一開始以賣水果為生。由於沒有經驗，在第一個月裏就被抄了三次，這使他幾乎失往了所有的財產。“最慘的一次，剛米兰体育全站進完貨，結果剛出攤就被城管抓了。當時，我兜裏剩下二十幾塊錢，一家人吃飯的錢都快不夠了。我到城管隊坐了一整天，最後他們把三輪車還給了我。”老王說，從那次後他學精了，每次出往先偵查一番，鐵路運輸 上海空運，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跑。據相關機構估算，像老王這樣的“馬路遊擊隊隊員”，在北京有近三十萬名。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個名字“無證遊商”，這是城管隊員對他們的稱呼。“辦證誰不想啊？可是攤位租金貴，我是小本經營，賺的錢剛夠生活，隻有在馬路上跑。”老王無奈的說。老王對記者說，就在前幾天，老王的老鄉，也是鄰攤的一對賣烤香腸的年輕夫婦，被北京昌平區城管大隊當場抓獲，三輪車和香腸都被沒收。“像這樣的事天天都會碰到，有的商販還會用暴力抗法，城管隻有對‘物’的處理權，沒有對人身進行限製的權力。我們的執法方式，主要是罰款和沒收財物。碰到不配合的隻能報警，自從往年的崔英傑案發生後，大家都很留意安全了，但是幹我們這一行的，和商販發生衝突是難以避免的。” 北京昌平區城管大隊的薛剛（據當事人要求使用化名）對《中國經濟周刊》說。2006年8月11日，來自河北的小商販崔英傑在城管執法現場，用切烤腸的刀刺死了北京市海澱區城管執法監察大隊副隊長李誌強。李誌強是北京城管部分成立8年來，首位因公殉職的城管執法職員。往年，北京市城管隊員與商販頻繁發生衝突，城管遭遇暴力抗法事件76起，共89人受傷。“幹我們這行挺難的，既危險又不被人理解。很多人問我，人家小商販想吃口飯你們都不讓，太狠了。在他們眼裏我們跟土匪流氓沒區別。可是，他們不想想北京這麽大的城市，城市環境假如沒人管，不就亂了嗎？”薛剛說。國際大都市不排斥“地攤”“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事一個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職員流進城市謀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層次、不同時間、多元化的服務。更重要的是，從小商販和外來職員的角度，到城市勞動謀生是他們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國慶對《中國經濟米兰体育全站周刊》說。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主任楊雄也表示：“目前，我國城市治理的理念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這體現在單純的追求城市治理的潔淨、整潔，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這種形式主義的治理方式，沒有考慮到老百姓不同層次的消費需要，也沒有考慮到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楊雄說，事實上，即使在世界最發達的、最現代化的城市，也沒有消滅城市街頭的攤販和流浪者。無論是紐約、倫敦、還是巴黎及其他城市，都有小攤販、集市、夜市、周末市場、跳蚤市場，庭院銷售等各種以不同形式為城市個體經營者提供自由經濟活動。比如在韓國，小攤被稱為“道路文化”，很多韓國攤主將小卡車改造成“包裝馬車”，出售各種壽司、日用品、服裝等。不過，韓國政府對擺攤的地點、營業時間、經營範圍也有嚴格的限製。“一座城市中存在小商販可以使它更有韻味，在一些國家的生活區、旅遊景點，小攤點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凡是有底蘊、有文化的城市，他們的‘地攤’經濟都是很發達的，比如在倫敦到了周某在一些固定的場所就會出現小商販雲集的跳蚤市場，這不但是商品市場，同時也是一道人文風景。”楊雄對《中國經濟周刊》先容說。 很多老一代的市民，對小攤販的日漸消零也相當惋惜。“以前，走街串巷的街頭叫賣者是上海城市生活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現在，我們隻能在文學影視作品中看見叫賣‘赤豆蓮心粥’、‘磨剪刀’等代表性的場景了。可以說上海離開小商小販就失往了很多韻味。”上海市民譚老先生說。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上，小攤販的缺失也帶來了很多不便。對此，居住在北京市朝陽區看京新城的王大媽深有感受。“我感覺最近這幾年，北京的城市建設越來越國際化，越來越規範，可生活越來越不方便了。比如現在買菜也找不到了，賣廢品也找不到收廢品的，生活的其他方麵也一樣。”王大媽對記者說。“為什麽在城市治理的題目上現在的矛盾這麽突出、這麽尖銳？我以為在城市治理的題目上需要理清一下思路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周漢華以為，對於這種衝突和對立，在進一步完善綜合執法體製的同時，更多的應該是疏通。應通過劃出專門區域，設置市場，為社會弱勢階層、低收進階層提供生存的空間。解禁進行時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2006年9月曾表示，小商販應該是城市多樣性的一部分，當然他們也必須遵守一定的秩序。“我們的城市應該寬收留，應該讓他們有公道的分布，給予更多的引導。 ”全國“兩會”前夕，與以往嚴查、嚴管為主要手段的普遍做法不同，上海、重慶兩市，先後實施了“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點”和“有序開放馬路攤點”的舉措。上海市市收留局環衛處處長孫芝興表示，麵對5萬以上的無證商販，光靠切斷很難奏效，且其中確有部分攤點滿足了群眾的生活需要。因此將答應一部分小商小販存在，並為他們頒發臨時許可證。為此還將專門出台法規《城市設攤導則》。重慶市則已經規劃了400多個馬路攤區，設置攤位1萬多個，主要出售一些日常小商品，解決弱勢群體的就業題目。在此之前，烏魯木齊已經對小商販的治理方麵進行過有益的嚐試，小商販在當地被當作城市的“寶貝”，而且收到了良好的經濟效益。此舉也使得在全國個體戶數目下降的大背景下，烏魯木齊個體戶數目有增無減，達到6.56萬戶，從業職員達到12.4萬人。2006年，烏魯木齊年生產總值571億元，其中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334億元，占59%。記者從河北省石家莊城管大隊了解到，石家莊也正在預備出台相關政策，解除對城區內街道禁止路邊擺攤的禁令。在今年的“兩會”上，是否解禁路邊攤也是代表們熱議的話題。浙江人大代表許愛娥提出了“建議地方政府答應小販在道路邊公道擺攤經營”的議案。全國政協委員陳守義表示，對待路邊攤點，城管要有自己的聰明，在一些居民區和街道應該答應有這種小攤點，並逐步規範。但對於越來越強烈的解禁呼籲，一些城管執法職員也表示出了憂慮。“我不反對解禁，而是反對盲目解禁，有很多題目要考慮到。比如，北京2008年要舉行奧運會，城市居民都要限製出行，再解禁路邊攤，怎麽樣維護城市環境？究竟奧運會是大事啊！”北京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城管隊員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觀點地攤解禁 考驗城市治理能力主持人：《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許浩嘉賓：夏學鑾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楊雄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調查中心主任周漢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李國慶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經濟周刊》：一直以來，一些地方城市活動商販與城市治理部分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您以為現有的矛盾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有沒有什麽技術性手段可以有效規避或者緩解這種矛盾？周漢華：矛盾發生是由經濟、社會、法律體製等多方麵的原因造成的，其中重點是城市治理和綜合執法的題目。目前，城市治理普遍采取的是綜合執法方式。綜合執法是為了解決多頭執法、執法不規範而提出的一項改革措施。綜合執法的方向是對的。但由於相關的配套製度比較缺乏，就造成了綜合執法的權力部分，把其他部分的權力相對集中的處罰權全部集中在它那裏，必然造成其權力不受約束。我想要解決綜合執法存在的題目，解決的辦法可能不在綜合執法體製的本身，從大的方向來看，執法應該是越綜合越好，監管應該是越簡化越好，到一定的階段，實現專業監管，而執法方向一定是朝著綜合的地方走。在小商販題目上，綜合治理應當轉向疏通，“網開一麵”，能夠為社會弱勢群體、低收進階層提供他們生存的空間。應當通過配套製度的完善，進一步完善綜合執法的體製。李國慶：城市活動商販與城市治理之間的矛盾衝突，實質上反映出了人們對我國城市化發展階段的熟悉偏差。我國的城市化是壓縮型城市化，既肩負著傳統的城市化的任務，同時又要在全球化浪潮下，完成建設與國際接軌的國際化大都市的使命。這使得而像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全球型城市在城市空間區域上出現了兩極分化：一方麵是承擔全球化功能的中心區的出現，像北京的CBD、金融街、中關村和奧運村；另一方麵是傳統城市區域中的生活區域，像北京的平房四合院區域。空間區域出現分化，對空間區域的治理卻沒有進行相應的劃分，於是產生了矛盾衝突。要解決這個題目，就要對城市不同職能區域實施不同的治理，滿足不同的區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華美、可愛、流光溢彩。比如，對生活區域以滿足市民的生活需求為主，可以適當的答應小販擺攤；但是對於工作區域，則要實行嚴格治理，保持城市整潔的風采。楊雄：我以為，矛盾主要是由傳統城市治理的理念滯後造成的。傳統的治理理念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誇大城市環境整潔劃一。而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發展，城市的規模在迅速地膨脹、增加，活動人口在增加，城市治理就出現了新題目，這些新題目都是傳統的城市治理方式所解決不了的。 要解決這個題目，我以為要改變以往那種整潔劃一的形式主義觀念，要實施一種人性化的治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區域內，讓小商小販存在。《中國經濟周刊》：最近，上海、重慶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放鬆對沿街活動商販的控製，經市民同意商販可以沿街設點擺攤。您以為這些城市的舉措是否是一個進步？楊雄：我以為，上海、重慶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是一種巨大的進步，體現了政府對於城市治理理念的轉變，是人性化的措施，也是和諧社會的體現。特別是《城市設攤導則》將出爐，上海此舉正是鑒戒了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對小商小販的治理上實施的分區域、分場所和分時間治理的經驗，這將使其成為城市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夏學鑾：上海預備開禁馬路攤點是個好事情，是一種有益的嚐試，但是否進步還要看實際操縱的結果再作評論。由於，目前中國在解禁馬路攤點還麵臨著很多困難。中國解禁馬路攤點需要考慮多方麵的因素，中國人口眾多，一旦開禁可能有過多的小販湧進城區，政府治理起來有很大的難度；而且解禁必然導致小販們對公共空間的爭奪，很可能對公共空間產生破壞性作用；再者，馬路攤點的治理責任不好界定，小販們有利益驅動，固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給他們，但小販在做生意的時候，很可能會超越政府規定的區域，假如沒有法規進行治理，解禁後可能很快陷進混亂狀態，然後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解禁馬路攤點不能憑一時的衝動，僅有良好的動機也不行，必須得出台一個具有可操縱性、比較具體的治理法規，才能保證馬路攤點平衡地運行。《中國經濟周刊》：如何處理小商販帶來的便利與城市環境題目間的矛盾，在如今的大城市一直是個困難。您以為活動小商販能否成為和諧城市的組成部分，其生存權是否應得到保障？我們還應作哪些方麵的努力？李國慶：活動小商販能夠成為和諧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目前正處在城市化加速的進程之中，有大量的農村人口要轉移到城市中往。以北京為例，根據2004年的農民工統計數據，北京市有活動人口350萬，其中66%是農民工，其中半數以上從事服務行業，活動商販是很多人的謀生手段。與此同時，在城市中還存在著低收進群體，他們的收進水平決定了消費水平。小商販的存在滿足了他們的生活需求，雙方都受益，實現了雙贏。目前的題目是，政府要正確引導，在加速建設全球化城市的同時，通過有效的城市治理，盡量滿足市民生活的多層次需求，為小商販的生存發展創造條件。具體來說就是：一方麵要放寬對小商販的限製，規定經營區域，建設符合標準的貿易設施；另一方麵，要加強監管力度，保證市民的消費環境安全。楊雄：一定要保障小攤販的生存權。小攤販在規定的範圍內被答應擺攤，隻是解決了他們最基本的生存題目，很多小攤販是社會底層的貧困人群，他們的醫療、養老題目都需解決，還有他們子女的受教育題目。要使他們真正融進城市生活，這些題目都要解決。這是僅靠出台一兩個《城市設攤導則》無法解決的。所以，要實現和諧城市的目標，我們的政府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許浩）
國際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