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己亥年（1839年）五月二旬日的夜晚，辭官南回的詩人龔自珍，途經淮安大運河畔，看到夜幕下一艘艘北上而往的運糧漕船。那碩大的船身在擁擠的河道上逆水而行，岸上一隊隊汗流浹背的纖夫，赤裸著上身，空運報價 海運價格，高喊著號子，聲音響徹夜空。這艱難而又雄壯的勞動場景，感動了詩人米兰体育全站的內心，他想起在京中為官的日子，官俸祿米中的一顆一粒，是多麽的來之不易啊，淚如雨下的詩人，揮毫寫下了一首詩：“隻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上圖_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號定庵 自隋唐以後，隨著江南的開發，雨水充沛的東南地區逐漸成為我國主要的產糧區域，而我國的政治中心處於北方，在京師有著皇親國戚、王公貴族，文武百官還有上百萬計的市井小民等著吃飯，故而朝廷十分迫切地需要把南方的糧食運輸到北方，這就是所謂的“漕運”。為了漕運，曆代統治者修建了貫串南北的大運河。大運河的開挖和維護都是相當繁重的工程，運河需要貫通長江、淮河、黃河，各河流水文條件不同。為使運河貫通，需修築複雜的水利設施。特別是黃河，黃河是一條地上懸河，要讓運河通過，必須要將運河河道墊高。黃河泥沙眾多，時常淤積運河，還時常耗費人工物力常疏通。黃河一旦決口，一潰千裏，運河也被迫阻中斷，之後又必須投進巨大人財資源開挖。明代為保漕運，引淮刷黃，束水攻沙，不中斷人為抬高淮河水位，通過運河衝擊黃河，結果最後導致淮河水位太高，漫過河堤，把著名的泗州城連帶朱元璋祖墳一起給淹了。上圖_ 明清時期天津興旺的運河漕運運河修建維護不易，運輸過程也十分耗時費力。如文章開頭所描述的那樣，運河不少河段水淺，大漕船逆流而上，需要養著數萬的民夫漕工拉纖，人力漕船行船緩慢，江南漕米運到京師，發黴變質有之。既然河運漕糧不是件輕鬆事兒，那為什麽不采用海運呢？唐宋時候，都城在內陸，無法海運，這自不必說。但是明清的北京城離海並不遠。我們大可以在杭州、太倉等南方港口把稻米裝上海船航向天津。在天津下船的糧食，百裏就到達京師。宋代我國的海船就頻繁與南洋中東往來，明初鄭和七下西洋，更是船帆遠行萬裏。技術上海路運糧自然不成題目，為什麽一門心思非搞大運河不可?為搞清原委，我們先從元代一統中原說起。上圖_ 元代行省 圖元代：海河並行，海運為主元世祖忽必烈同一了中國。元初的北方，曆經多年戰亂，一片殘破蕭條，急需南方向北方輸血。“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食與江南”故，元廷在同一之後就著手預備漕運。元代開始鑒戒前代的經驗，采用的方法也是開鑿大運河。忽必烈任用著名的水利學家郭守敬主持修築運河，疏通原先廢棄淤積的運河古道，開挖新河道。於至元三十年（1293年）修成了南迄杭州，北達大都，全長三千餘裏的大運河。大運河的開辟，促進了南北的交通，給北方提供了大量的糧食品資，但在運河還在修築的過程中，漕糧運輸中間不得不要經過陸路中轉，耗費巨大，效率極低，“初，朝廷糧運仰江南。。。。。。勞廢不成。”“民不勝其悴”。於是，元朝就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開始試行海運，“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進京。”經過幾次實驗，終於於至元二十八年，合並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形成穩固的海運漕糧製度。上圖_ 元朝大運河與漕運元代海運漕糧，開始時航路是從劉家港（今江蘇太倉），順長江而下，之後沿海岸線北上，開進今天津大沽口。但由於主要經過淺海，水淺灘多，行船緩慢，半年才能完成航程。於是1293年開辟了新海線，出了長江口後，繼續東行，直進外海“黑水大洋”到威海成山島後，米兰体育全站，再向西航向大沽口。“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隻要十餘天，比曆經數月的河運要快捷得多。海運漕糧不僅快捷，而且運糧巨大，安全性較高，在成熟階段，一年運輸的糧食有330萬石，總共運輸47次，運輸82917406石，中間損耗隻有158258石，損失率隻有0.19%。於是，跨境鐵路 國際物流，快捷方便的海運就和河運一道成為了元代漕運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以海運為主，河運為輔。後來中原江淮爆發了紅巾軍起義，運河徹底阻中斷，運輸全部靠海，元朝廷趕緊不惜代價招撫張士誠，方國珍，保障海路安全。張、方代理海路運輸，從中撈取了不少好處，後來張士誠、方國珍被朱元璋收拾掉。元朝也差未幾壽終正寢了。上圖_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明代，廢除海運，專搞運河明朝初年漕運方式延續了元代河海並行的模式。但由於都城在南京，所以北運漕糧主要是供給北方戍邊的軍隊使用的，而且朱元璋就搞軍屯製度，讓軍隊自己種地生產糧食，所以海運漕糧的規模大大減少，一年隻有40-80萬石左右，隻有元代的規模的一小部分。到了永樂年間，天子計劃遷都北京，對於漕運的需求量急劇上升，朱元璋留下的那幾條海船根本不夠用。永樂九年（1411年），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書，疏通擁塞的運河故道會通河：“浚而通之，非唯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對於開惠通河的建議，整個山東的官員，都積極地推動，由於這樣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拉高GDP好幾個點。在一片高漲的呼聲下，永樂天子批準了工程立項，1412年會通河通航。朝廷發現運河通暢可以綽綽有餘地解決北京糧食供給題目，於是就在1415年公布停止海運漕糧，全部采用河運。上圖_ 朱棣（1360－1424），即明成祖，永樂天子 自此以後到晚清400多年的時間裏，河運徹底替換了海運，但在河運進行過程中，各種弊端逐漸顯現出來：本錢高，運輸慢，受洪澇多難難影響。故而中斷地有人提出來恢複海運。如明孝宗時的丘濬，就以為河運不僅耗費人丁物力，而且是係全國咽喉命根子於區區一條運河，元代的經驗已經成功證實了海運又便宜又安全又可靠。但是他的建議被眾多言官以海運危險，風險不可控製的理由反對而不能通過。到了明穆宗隆慶年間，由於運河年年都修，屢修屢壞，又有王宗沐等人提議搞海運，於是在內閣首輔的支持下，頂住滿朝“海運天波難防”的壓力，於隆慶六年（1572年）開始了一次海運試運行，可惜運氣不佳，試運的海運船隊，在山東福島等處遭到颶風，損失船隻十艘，損失糧食五千石。攻擊者又占了上風，說：“河道可靠經常”而海道是“畏途”。正好這時，高拱被張居正排擠下台，海運沒有了後台支持。而張居正任用著名水利專家潘季馴治河，河運的環境好了很多，海運很快就下馬，河運的地位又得到了鞏固。上圖_ 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 清代：延續明法，道光開海清朝延續了明朝的河運一支獨大的漕運方法，但河運的中的種種題目，也一直困擾著清政府，康熙天子上朝時候，在大殿裏就立著三塊大牌匾，寫著三件最要緊的事“削藩”、“治河”，還有就是“治漕”由於河運積弊甚多，清代康熙到嘉慶的兩百年間，也有不少人提出搞海運，天子也時常下詔討論海運。但受反對者甚多，主要理由如嘉慶時兩江總督靳保在奏疏《海運不可行十二事》中所說的，海運要造大船，耗費大量國家錢財，海路極其艱險，路上輕易遭遇不測，海運需要派海軍護航，興師動眾；海運以後，幾十萬內河漕兵的生計無法保證。在一眾輿論的反對下，天子也隻好作罷海運。上圖_ 道光天子，根據關喬昌先生的一幅水彩肖像畫繪製，取自拉葛蘭先生的收躲 到了道光五年（1825年），運河又堵了，被治河搞得心力交瘁的道光天子終於下定決心要搞海運了，這時朝中反對聲音也不少。但這次，優柔寡中斷的道光天子居然乾綱獨中斷了一回，令江蘇巡撫陶澍租用商船試用海運。終於在道光六年，完成了163萬石漕糧的運輸。海運速度快，本錢低，朝廷嚐到了海運的甜頭，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海運漕糧成為常例。進進近代後，海上有了蒸汽大輪船，內陸又通了鐵路，南北物流變得便捷，不需要如原來那樣搞大規模漕運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停辦漕運，中國千年的漕運史就此結束。上圖_ 古代的漕運景象海運比較河運，真是又快又便宜，但為什麽在明清始終難產呢？我們從明清群臣對海運的一片反對聲中看出端倪：首先，是大陸農耕文明對於海洋的敬畏。我國事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儒家思想又不中斷地誇大以農為本，人民要好好種地，老實天職。封建統治者又把農民深深地給束縛在土地上，排斥貿易。大家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式：海洋是布滿危險的，是不安全的，以海洋為生的漁民海商，多半是賊，是海盜，會影響封建統治秩序，瓦解農業社會。所以盡管元代海運成功說明了海運安全可靠，但是明清的士大夫依然以為海運危險異常。上圖_ 明朝《倭寇圖》中的明軍和倭寇 形象 另外，明清兩朝也確實存在著來自海上的不穩定因素。明朝海上倭寇肆虐，明末開始又有西方殖民者虎視眈眈，清初鄭氏團體盤踞台灣，海上又有反清複明的勢力。這些政治因素，使得朝廷不敢把漕運這一國家命根子交給茫茫大海。河運的相關利益團體也阻礙著海運的進行。朝中有大量的河道官，疏通運河對他們來說既是升官的政績，又是從中貪汙腐敗撈銀子的機會。運河漕運養活了數以萬計的漕兵，也帶動了運河兩岸經濟的發展，靠河吃飯的人不計其數。假如河運蕭條，不知會砸了多少人的飯碗，給社會帶來多大的不穩定因素。所以海運的不興，實在和海禁一樣，體現的是封建統治者，麵對新機遇和挑戰時，求穩求安的退縮思想的體係。這種守舊的思想不僅影響著漕運，而且影響了整個中國的社會進程。文：大型獅子參考資料：【1】《元史》、《明史紀事本末》【2】《論明代漕糧海運、河運之爭》.王丹妮.遼寧師範大學 2018【3】《道光初年漕糧海運研究》.倪玉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 2000【4】《從海洋走向運河:明代漕運方式的嬗變》.李德楠.（聊城大學學報） 2012.1【5】《元明時期的海運與海禁》.朱子彥.（濟南大學學報 （社科版）） 2018.1【6】《“河運”還是“海運”——明代漕運方式的嬗變及思考》.付海月.（黑龍江史誌） 2016.4.15文字由曆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絡版權回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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